有人說，女導演的時代來臨了。
2021年的院線片中，
初出茅廬的殷若昕《我的姐姐》、
邵藝輝《愛情神話》、申瑜《兔子暴力》，
都拿出了兼具女性意識和票房實力的口碑之作。
《導演請指教》綜藝里，
總決賽男女比例是驚人的1:4，
拿到“年度價值導演”的是女導演曾贈。
德格娜在片場
曾贈在片場
在過去一年里
戛納、柏林、威尼斯電影節的最高獎
均由女導演獲得。
在奧斯卡，被男性占據的最佳導演和劇情片，
越來越多地出現女性的名字。
這是史無前例的，嶄新的，屬于女性的時刻。
然而，當我們繼續探究，會發現，
女性從業者的數量和認可度，
遠遠比我們想象得少。
一條采訪了多位青年女導演，
想看看，她們都走過什么樣的道路，
才最終被看到？
撰文 | 洪冰蟾 責編 | 倪楚嬌
德格娜
德格娜站上FIRST領獎臺時，剃著寸頭，肚子里懷著老二。
那是2015年，她31歲，憑借《告別》拿到FIRST最佳劇情長片獎。很多人以為這是她事業的起點，但她已經默默決定，把精力放回家庭，多陪伴兩個孩子。
這個選擇，意味著她難以進行高強度的工作。在此后的7年時間里，她沒有任何一部長片問世。直到她上了綜藝《導演請指教》，很多人才想起她的存在。
冬天的早晨，德格娜騎滑板車出行
多數時候，德格娜就是在柴米油鹽里“打生活的仗”。
照顧兩個孩子，大的那個剛上小學，德格娜基本沒有懶覺可以睡，家里根本沒法安心工作。偶爾出門去看點書，是她少有的屬于自己的時間。她會騎一輛電動滑板車，冬天的時候裹得只露出一雙眼，來去自由。
“有一回張大磊（《八月》導演）跟我說，他要回內蒙，去寫個劇本，順便帶孩子。我一聽就笑了。有孩子根本沒可能的，整個假期毀于一旦，還想要搞藝術。”
麥麗絲，代表作《悲情布魯克》《天上草原》
德格娜的選擇和她的母親有關。
母親麥麗絲是內蒙古制片廠的導演。小時候，德格娜被放在奶奶家照顧，母親在剪片子的中間回來看她一次，立刻再去片場，這一去就是兩三個月。
“我在缺乏安全感的環境里長大。跟我母親抱怨過這種陪伴的缺失，也會覺得她時常不夠理解我……”
長大了，德格娜自己當導演才意識到，“事業有成的女導演”和“時常陪伴孩子的母親”，兩者不可兼得。而她選擇后者。
《過春天》劇照
不止一個人有這樣的疑惑，在大學的導演系里，男女的比例是差不多的。為什么進入行業后，女性會一個又一個地消失？
很多導演把30歲視為拍出第一部作品的時間，而30歲左右的女性，許多正面臨著生育、家庭的重擔。在帶娃和家務間歇里，擠出創作的時間。
中國影史票房榜前100名，由女性獨立執導的，只有兩部。除了《你好，李煥英》，還有排名第53位的《后來的我們》。而賈玲和劉若英，都是從演員轉型做的導演，一定程度上借助了“演員”身份的勢能。
沒名氣、沒投資、沒聲量，還陷在生活的瑣碎里，是很多青年女導演的共同困境。
憑借《過春天》，拿到2018年平遙電影節最高獎的導演白雪，和德格娜同歲。
長達十年的時間里，她結婚生子，操持家務。因為不愿意把腳步停下來，她拿出破釜沉舟的決心，去深圳口岸做田野，沒人投錢也要拍。
在其他媒體采訪中，她說自己是“一個寫不出劇本的待業主婦”。“我為我孩子的付出，是非常值得的……但是你內心深處是很痛苦的。你會很想拍。”拍完后，她的感覺是“長出一口氣，感覺迎來了人生最好的時候。”
王一淳接受“一條”采訪
同樣在《導演請指教》上大放異彩的王一淳，1977年生，自稱“大齡已婚女導演”。日常的生活就是接送孩子，照顧植物，在冰箱上貼家務事的紙條。
當年寫完劇本，王一淳發現自己沒專業，沒背景，沒名氣，沒人給她投錢，得靠家里支持。拍出來又沒錢做后期，只好閑置在家里。
“后來那張光盤成了我老公吵架最有力的證據。不管因為什么吵架，只要他一說，看！這就是我們家最貴的東?，一張300萬的光盤！我立刻就沒話了。”
《黑處有什么》劇照
2015年，她38歲，一波三折地交出處女作《黑處有什么》，拿到FIRST最佳導演獎。姜文評價她一個字：壞。“得到這個評價，我很驕傲，打算好好干上一場。”
但等到王一淳交出第二部長片《綁架毛乎乎》時，已過去7年。這些年，她依然是家庭主婦，先花了幾年寫新的故事，過程中想去家政公司體驗生活，但苦于沒人給她帶娃。
后頭幾年，她一直在和資方打交道，轉了一大圈，還是自己掏了錢拍。“挺坎坷的，總有意料不到的事出現，一不小心耗了這么多年。”
曾贈在拍《明月的花園》
接到《導演請指教》邀請的時候，曾贈、王一淳、德格娜都沒有猶豫。這是她們等了平均8年的，被看到的機會。
在節目中，曾贈第一次出場，被稱為“新人導演”。其實她做導演有7、8個年頭了。但一開始，沒有演員愿意選她的組，因為沒有看過她的作品，她是陌生的，不知能耐的。
她2016年就“出道”了， 當年“壞猴子影業”公布了“新人導演支持計劃”，有文牧野、路陽、沙漠、溫仕培，一排男導演里，1987年生的曾贈是唯二的女生。
曾贈第一部長片《云水》
“有時候導演也沒辦法掌控一部電影的命運。電影工業是這樣深不可測，我只是其中的一個?輪。 ”
2021年初，她感覺自己生活在巨大的挫敗感之中。“來北京十幾年，一事無成，那不如搬回湖南算了。”
她借著生日的由頭，寫了好?的告別辭，準備酒過三巡，告訴朋友們，她不干了。“臨到關頭，我一看大家聊得挺開心。沒必要搞得這么傷感。后來想再堅持一下吧，我就賴著沒走。”
節目里，她最終一路逆襲，從不被看好到拿下了最高榮譽。
曾贈在拍《云水》
按照《導演請指教》的賽制，短短幾天內就要完成一個短片。
曾贈的運氣很不好，每逢拍戲，必下雨。第一支《愛情》在沙漠里拍，竟然也下雨。劇組沒有預案，去現場一看，景都成了泥。制作時間因此被大量壓縮，曾贈只能熬。
德格娜有一次碰到曾贈，兩個人都灰頭土臉的。“哪里顧得上妝容精致，都沒時間睡覺了。”
德格娜苦笑，跟曾贈說：“我今天早上去洗了澡。”曾贈回道：“我也刷了個牙。”
王一淳遇到最大的難題就是身體。“再讓我拍一回，我肯定撐不住了。真是咬牙撐過來的，心里老惦記事，幾乎無法睡覺，靠吃藥才能躺一會。”
德格娜去牧區拍《巴德瑪》
真人秀中呈現的超高壓工作，是導演的日常。導演的工作時間，往往比996更漫長。根據“畫外”2020年的調查，“近半數導演的日均工作時長都在8-12小時之間，甚至有21%平均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
對女性來說，拼身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劇組一直以來的運作機制，大多由男性來制定，遵照的多是男性的體力、習慣和社交方式。
2022年發布的賽璐珞天花板報告（The Celluloid Ceiling Report) 顯示，2021年top250的電影的制作團隊中，94%沒有女性攝影師，73%沒有女性剪輯師，72%沒有女性編劇。
一組對比數字是，僅有4%的電影，團隊里只有0-4位男性工作人員；但只有0-4個女性的團隊，這個數字是驚人的61%。
曾贈在片場
為了取得團隊的信任，女性導演必須適應這樣的節奏，甚至做得更好。
曾贈說：“過去我拍片是很兇的，非常強勢且不好商量。在一個全部是男性工作人員的結構里，我天然想去武裝自己的女性身份，擔心受到質疑。”
不僅如此，還有古老的規矩橫在路中間。曾有一位年輕的女導演，在開機儀式上特地宣布，在她的組里，所有女性都可以坐蘋果箱（解決演員或物體高度問題的墊腳木箱）。女人坐蘋果箱，被認為會帶來晦氣，至今仍有一些女性從業者因為坐在一個木箱上遭到訓斥。
或許曾贈的一句話，很適合女導演們的心境：“當我知道完成一件事情，要經歷困難和綿長的等待時，我會在心里一直攻擊自己，對未來很喪，但很難被打倒。”
《黑處有什么》劇照
女性導演的視角，因為稀缺，顯得彌足珍貴。
因為她們的冒頭，我們才有了這樣的作品：關注家庭中母親的處境的《82年生的金智英》《暗處的母親》《平行母親》……關注性侵、墮胎問題的《從不，很少，有時，總是》《日本之恥》《前程似錦的女孩》《正發生》……
在國內，講兩性、母女之間復雜關系的《她房間里的云》《春潮》《柔情史》《兔子暴力》，罕見又自如地展現中女情感的《愛情神話》，講婚姻選擇的《金都》，講青春的危險、曖昧與懵懂的《過春天》，和講生育政策下沉默的“姐姐們”的《我的姐姐》……均出自女性導演之手。
她們從女性的身份出發，對現實的狀況，有別樣的反思和極強的同理心。
《兔子暴力》劇照
《兔子暴力》的導演申瑜是一位母親。她做完月子后得了產后抑郁癥，買了一輛摩托車，冬天還在山上軋馬路，直到后來出了小車禍，才把車賣了。
“那時候我整天就想去外面游蕩，過了很多年在育兒公眾號上看到，才意識到，哦，原來我當年是抑郁了。” 她體驗過那種被雞毛蒜皮壓到絕望的狀態。于是她顛覆刻板印象里的母親形象，電影的主角是一個生下孩子后出走的女性角色，神秘、迷人又脆弱。
“我們這一代人，是看動漫和聽搖滾樂長大的，你說這樣成長的女孩當媽后，怎么還會跟以往操勞、隱忍的母親一樣呢？”
《我的姐姐》里，父母離世，要照顧弟弟的姐姐
《我的姐姐》收獲8.6億票房，導演殷若昕決定拍這部片，是因為接觸過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姐姐”。
“好像重男輕女這個東西，一直是隱隱地流淌在我們骨血里的。4年前，我經歷了懷孕生產。有一次我在排隊產檢，聽到前面有一個已經剖腹產三次的女性，為了生兒子，她現在又懷孕了，醫生就說我不可能再給你剖腹產了，太危險。但這個女性一定要生，求著醫生建檔。 ”殷若昕說。
她想揭開困境中的女性會經歷的痛，被漠視，沒有被良好地對待。《我的姐姐》的開放式結局引發爭議，指責姐姐還是要為弟弟犧牲。但這恰恰是女性創作者的珍貴之處，給女性以支持而不是支配。
“告訴女性應該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為你沒有處在那個女性所處的位置上，沒有面對的她的那些矛盾和艱難。”
德格娜
在我們的采訪里，建立平等和信任的工作關系，是最常被提及的字眼。
曾贈在《導演請指教》拍完4支短片后，每一次都會手寫所有工作人員的名字，“我記不住所有人的名字，但想向他們致意。”
拍攝遇到特殊情況，她說的最多的是“還好大家能陪我苦熬”。拍片最驕傲的時刻是“跟我一起工作，大家能感受到開心和平等。”
《愛情神話》劇照
《愛情神話》里中女們反客為主。現實里，導演邵藝輝和制片人葉婷，這兩個新生代的女性，也“反客為主”地帶領著一群“老炮兒”。
除了一桌跨年飯，她們沒有組織過一場飯局用來搞關系。劇組關系融洽，她們講話細聲細語，但沒有人會因此輕視她們的意見。
因為在上海市區21點后不能拍攝，他們沒有熬大夜，沒有趕工，每天都是一早開工，晚上9點前準時收工。休息間歇，大家就到街上喝杯咖啡、吃碗小餛飩。演員們每天像上下班一樣來拍戲，收工就騎個車、散個步回家吃飯去了。
《我的姐姐》劇照
我們也能看到女性之間的守望相助。
《我的姐姐》的導演殷若昕、編劇游曉穎、制片人尹露、主演張子楓都是女性。她們在一起工作，源于對女性命運的共鳴。張子楓為了角色剪掉了長發，殷若昕也把頭發剪短了，“和她一起同呼吸共命運。 ”她會在監視器前流淚，拍悲傷的戲時告訴張子楓，“今天這場戲，可能會很痛苦。”
《送我上青云》的導演滕叢叢在其他媒體的采訪中說，以前在片場，有人問她抽不抽煙，喝不喝酒，唱不唱K，她都拒絕。對方的反應是：“你這樣當不了導演的。”她不信，她相信一個好的故事，才能打開這扇門。直到有一天，姚晨看到了她的劇本，決定做她的制片人和女主角，幫她請來優秀的聲音、剪輯和攝影。
曾贈的短片《愛情》劇照
李玉在青蔥計劃做導師，認領了兩個女性主義的劇本，其中一個就是《兔子暴力》。她欣賞申瑜的才華，幫申瑜做監制，鼓勵她就算不完美也沒關系，但是“要生猛”，“任性一把”，“完成自己想要的”。
我們時常提及“玻璃天花板”。在職場中，一個透明的，好像不存在的，但實實在在影響女性的發展的障礙。在影視行業，這被叫作賽璐珞天花板，指女性數量的不足。一種被許多人認可的，刺穿賽璐珞天花板的方式，就是“運用錢包的力量”，支持女性導演的作品。
女導演的存在，不僅提供了重要的、往往被忽略的聲音，更有助于從業者的性別平衡。研究顯示，女導演的團隊中，女性成員往往比例更高。
曾贈總是這樣介紹自己：曾贈，導演，女。
“曾贈是我自己，導演是我的職業，女性是我的性別。我希望大家平等地看待導演這個職業，我也非常高興自己是一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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