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愛葛格按：昨天是武俠大師胡金銓誕辰90歲的“生日”，不少朋友在社交媒體發文紀念。其實，胡大師的真實生日實為1932年6月3日，是當年的農歷4月29日——胡曾在一份親筆自傳中談到，因為嫌每年過農歷生日麻煩，所以故意登記成公歷4月29日，所以現在網上記載均為1932年4月29日。既然胡大師自己都嫌“麻煩”，那我們也就不要太介意了，特作此文跟著誤打誤撞地紀念吧。
愛書成癖的導演，胡金銓算是一個。
詩人余光中曾說：“胡金銓是儒導，這個儒字，一方面是指儒家的忠義之氣，一方面是指讀書人的儒雅之氣，金銓片里的俠士都有一點儒氣，而金銓自己，平日好讀書，常與作家往還，不但富于書卷氣，拍起片來，更是博覽史籍、翻遍典章，饒有學者氣，就算放下電影，金銓也別有他的天地。”
胡金銓曾寫過一篇關于自己與書的文章，標題是“書累”，即平生為書所累，雖有嗔怪自嘲之意，但文字中包含的卻是對書滿滿的愛，讀來叫人十分感慨。
胡導出生于北京一個大家庭，從小在富有文化氣息的氛圍中長大。1949年，他只身赴港，隨身帶了六個箱子，其中有三箱是書。這三箱書把他“害得不淺”，他把它們由北平運到天津，再搬到碼頭，搬上船，在海關檢查就多費了一個多小時。船到香港還并不直接靠岸，要雇人“擺渡”，連人帶行李運到碼頭上。這時的胡金銓人生地不熟，不懂廣東話，和那里的“腳行”雞同鴨講半天，才把六口箱子搬到住所。這么一折騰花去100塊港幣，所有的書加起來也不值這些錢。
到香港之后，胡金銓先是在一家印刷公司當校對，他心里美滋滋的，以為這個職業太理想了：既能謀生，又能讀書。沒想到，第一件讓他校對的是香港的電話簿，第二件是校對佛經，全是看不懂的“波羅密多”。
但印刷公司也確實有好處，員工可以免費拿走一些樣書，這成為了胡金銓在香港收集書的新的開篇。
之后他進入電影行業，先是做美工，又當演員，接著從《梁山伯與祝英臺》《玉堂春》《大地兒女》，直到《大醉俠》《龍門客棧》《俠女》等影片，逐漸成為擁有自己獨立風格的大導演。
工作之余，逛書攤淘書成為了他最大的樂趣。香港的旺角、臺北的牯嶺街，以至于東京的神田，都經常出現他的身影。在這些舊書攤，他曾經淘到過一些珍貴的書籍，比如嘉慶年間日本印的《中國分省地圖》，木板彩色；也是在神田，買到過清代中葉版本的《天工開物》；在韓國慶州，買到過一幅董其昌寫的手卷，但不辨真假。
除了逛舊書攤，泡圖書館的經歷也為他所津津樂道。
除了去香港大學圖書館淘書，他每次去美國，也會去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找資料。這里關于中國近代史和藝文方面的資料頗豐，每次胡金銓都如入寶山，哪能空手而回。他總是抱著大堆資料，到影印機旁復印，機器里散發的熱氣，把他烘烤得汗流浹背。
有一次受邀去哈佛大學演講，他就索性住在了附近劍橋鎮一個朋友家里，每天一早，就步行到燕京圖書館去找資料，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圖書館關門。
由于一直以來對老舍作品的迷戀，他在研究老舍方面樂此不疲。
在這半個月里，他發現了刊載老舍小說《饑荒》的完整的雜志，而在當時，《饑荒》一直因為殘缺而從未正式結集發行。
在劍橋鎮，他不僅收獲大量關于老舍的資料，還結識了他一生唯一的妻子鐘玲。鐘玲學有所成，在美國大學任教，兩人相談甚歡。
據說，他和鐘玲之間的姻緣也由書牽系著，鐘玲讓他回香港幫她找一套書，之后火速訂婚。演員喬宏為此打趣，胡導演拍片是出了名的慢，但戀愛的速度卻叫人刮目相看。
胡金銓每次去倫敦，也總要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圖書館。當年老舍先生在那里生活過，教過中文，他追尋著先賢在這里留下的蹤跡，抄錄了老舍當年和東方學院通信的檔案，這是彌足珍貴的一手資料。
他還和作家董橋一起逛倫敦的書店，有一次竟然買到了1927年老舍著的《林格風中國語讀本》。
《胡金銓藏書過萬卷 》（出自香港讀書雜志《開卷》，刊發于1979年11月號）
在巴黎，他也曾跑遍中文圖書館，雖收獲不多，但結識了法國師范學院的保羅·巴蒂教授，胡金銓和這位老舍研究專家交換資料，也被當時他所收藏的一張“民國初年北京市詳圖”所震撼。
這讓我不禁聯想到，多年后的作家張北海，也樂此不疲地搜尋著關于民國北京的各種舊跡，在他的小說《俠隱》里想象還原了舊時北平的樣貌。
當《俠隱》被改編成電影將要上映，張北海面對媒體時不禁懷念起了新時期的觀眾早已忘卻的老胡，“其實我心目中有一個導演挺適合拍它，那就是胡金銓。”
基于很多年搜集的資料，胡金銓寫下很多專欄文章，發表在《明報月刊》，后來集結成《老舍和他的作品》這本書，但實際這本書只寫到老舍在抗戰初期的活動為止，并未完結。
對于這個遺憾，胡金銓本人也曾打趣：“君不見出半本書，是我們胡家門的傳統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學史》，都是僅有本上冊，而下冊神龍見首不見尾！”
在《明報月刊》上連載，后于1977年出版的單行本《老舍和他的作品》
在香港一住三十年，胡金銓的藏書，也真正積累到萬卷之多。這些書主要分貯在兩處，朋友們戲稱這兩處為“文淵閣”和“文津閣”。
其中一處是在他世界花園的寓所。那里一進門口的甬道上，就是一個從地板直達天花板的大書架。客廳沒有大書架，但沙發前面和沙發間的小茶幾上，都擺滿了各種個樣的書籍。和客廳相毗連的飯廳靠墻又是大書架，上面多是些大部頭的外國書，比如李約瑟從二次大戰后才開始寫的那部《中國科學技術史》，以及湯恩比十二大本的《歷史研究》。
臥室里也配備書架、書桌。然后還有一個專門的小書齋，放置著各類工具書，比如中、英、法、日詞典和諸如《漢英佛學大詞典》等。這間小書房被友人們稱贊是做學問的絕佳環境，當時在威斯康辛任教的著名學者周策縱，赴港時在胡金銓家中小住，就曾滿意地占據這間小書齋。
他的藏書范圍廣，涉及古典的、現代的，中外文學名著，以及各種史學著述。電影方面的也不少，很多都是英文版的，也有研究日本電影如黑澤明的專著。美術方面的他選藏的很精，比如有一本厚厚的符咒大全，此外醫卜星相的書都有一些。
胡金銓也愛練字，他所執導的《龍門客棧》開始，片頭字幕里很多都有他的墨寶。他也收藏一些字帖，有些還是南來香港時帶來的。
另一處沙田區的舊居是胡金銓早年租的房子，放了收藏的書和拍戲的道具。后來房租漸漲，胡金銓不堪重負，就把書搬到現居，結果越來越多，泛濫成災。后來他遇見加州大學的葉威廉教授，教授聽說胡金銓的“書災”，建議把書賣給加州大學圖書館。胡金銓答應了，但回港之后，內心矛盾重重。
他扭扭捏捏，嘮嘮叨叨：“這些書放家里雖然累贅，可寫劇本的時候，隨手可以查……”一位朋友戳穿了他：“你這都是借口！編劇和導演，不用看很多書，一樣能拍出賣錢的電影！你是舍不得！”
之后，胡金銓心里總疙疙瘩瘩，抱怨自己一生不事積蓄，浪得虛名，連幾本書都保不住。
在胡金銓自己看來，拍電影是“為稻梁謀”，而讀書、覓書、藏書卻是從來不曾間斷的賞心樂事，但這些都是頗費時間的事情，而作為電影人，最耽擱不起的便是時間。所以他往往只能見縫插針，在工作間隙淘書、寫作。
這些于他是“不務正業”，但正是因為他的孜孜不倦、手不釋卷，才鑄成他的那些富有文化底蘊和濃濃書卷氣的電影。他讀的那些書，時時在他電影里顯影，也成就了這一位電影史上獨特的富有學者氣息的“儒俠”導演。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