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的女兒》日前在央視一套和芒果TV收官。它是一部被年輕人追捧的主旋律——90后、00后們在網絡上為它亮出9.1的超高評分，UP主們爭相剪輯視頻爭當“自來水”。——編者
一位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回到廣西家鄉的年輕公職人員，響應號召去了大山深處的百坭村擔任扶貧干部，一年多后遭遇突發山洪不幸遇難。去世后的黃文秀，成為很多文藝創作現實主義關切的首要對象。同題作品不少，電視劇《大山的女兒》能受到關注、獲得成功，與作品追求最具時代性的真實所做的探求與表達，與這部電視劇如其所是地再現新時代的一頁重要歷史有很大關系。
如其所是，要求劇作向真實溯源。像黃文秀一樣的高學歷畢業生，在邁出校園走向社會時，往往都是拼盡全力首選留在大城市發展，而黃文秀為什么不一樣?百坭村的村民，對黃文秀的到來，為什么有著這樣那樣的反應，產生保留、質疑和矛盾?黃文秀和村民與落到貧困的垂直于底部邊緣上的命運抗頡又形成怎樣的壓力與沖擊?劇中一眾人物，有他們的“前理解”。大山深處的人家，由于歷史和自然的原因，實在是太質樸、太貧窮了，發自內心地想脫貧，脫貧是他們的解藥。
創作者深入他們生存的底部，客觀地對其進行描述。黃文秀說，她“就是要回來的人”。她自己家就是貧困戶，許多山鄉是幾個世代都未曾離開貧困的中心軸線。在脫貧攻堅戰打響后，她響應號召進了貧困大山，加入了大山深處貧困與脫貧致富的世代爭戰，脫貧成了她內心所想，成為她自述的“心中的長征”。作品塑造黃文秀及其典范行為，從而把一種生動的、非對稱的激進要素引入作品，寓示了歷史和現實的巨大可能性。
合其情同其理地進行個體敘事
《大山的女兒》的故事和角色，有其巨大的嚴格性和嚴肅性，對加入脫貧爭戰中的人和事物進行了生動、合理的歷史主義的再現。
論題材，它可歸為獻身脫貧事業的宏大敘事。但在表達上，劇作不空洞，扎扎實實接著地氣。因為創作者是想理解這群大山里的人，站在他們的立場，置身于他們的環境，合其情同其理地體驗他們特殊的內在心境。對黃文秀，對包括農戰山等實打實把村民和扶貧攻堅放在心上的好干部，該劇都有效地進行了個體敘事，講出了新意。劇中有這樣一幕，黃文秀帶著扶貧幫困工作隊的人和六叔、蘭雙應等村民持續開展工作，他們與蒙昌龍都快吵翻天了，不過都是為了脫貧。
不僅進入眾人內心，《大山的女兒》還客觀呈現了黃文秀到百坭村后遭遇的各種難題。起初，她確實是老百姓不認可的“鍍金干部”，只是個“城里的女學生”。電視劇把主人公的不易一一道來，正因此，當她翻越了社會偏見、性別歧視等關隘，幾乎憑一己之力改變了他人對“女書記”的偏見，實現由村干部和村民對她不理不睬到心服口服的轉變后，她內心的善良、懂感恩、不服輸的光彩更加熠熠生輝。
尤為可貴的是，在此過程中，她改變了大山里人們的心態，不管是普通村民抑或干部，在和貧困爭戰中，每個人都需要一個主動執著、堅韌不屈的黃文秀。黃文秀也由此深刻理解了脫貧致富對于大山的意義。感恩的她性格堅韌，既然參加到扶貧的工作行列中來，她就想在爭戰中有作為，能做一些實在的努力;一心想著百姓的她，到百坭村三個月，就讓村里十多戶“插上了脫貧紅旗”，最終讓88戶貧困戶順利脫了貧。
融入了非凡洞察力的女性人物劇
這部作品塑造真實，再現現實和人，但它并非全然拷貝，而是努力去描繪一位不無抗頡心結卻又素樸而煊麗、讓生命開花的新時代女性。如雷獻禾導演所說，“拍的不是一個扶貧任務劇，而是一個人物劇”，《大山的女兒》可謂別具一格：它在群像中托出一位“大女主”，可視為融入非凡洞察力的女性人物劇。
劇中的黃文秀，頗有“現代性”。但這位接受了現代化洗禮的研究生，畢業后要從北京回家鄉。回家、回家鄉，是一種本能，她有用知識脫貧的強烈愿望。《大山的女兒》表現黃文秀，表現她的個別現象與抗頡心結的特點，都服從于如此在經驗上可被證明的普遍法則。
她外表開朗、自信、愛美，最后成了老百姓最親的人，因為背后有她的心路歷程，有她真實的本質。黃文秀的選擇和個體生命的意義、人性的價值，是被她特定的心靈所復制、所呈現的。所以黃文秀的“逆向”選擇，她后來成為“好書記”，確實契合和反映了作為一名年輕黨員的價值追求和使命擔當，體現了一種深掘原初的心靈狀態的個體敘事，有喚醒、誘人共鳴的價值。
作為女性領導和別人眼中的“黃書記”，黃文秀也是平常的人。她對愛情有美好憧憬，第一集，她和自己的追求者兼同學說，倘若能同回家鄉，她就答應對方的追求。然而男同學不愿意，這許是黃文秀永遠的遺憾，是她的自相矛盾，也是她的一種潛在選擇。電視劇把角色與她的女性特征聯系起來，如此塑繪出的黃文秀，心中有夢、臉上有笑，所以她善用女性的同理心和女性視角，幫助了蘭雙應、小美沙等一批女性角色的成長。
以可感的影像進入英雄的生命體
《大山的女兒》重點展現富有想象力的人和事，以“可感”的影像和現實主義經典表述方式，致敬時代楷模，努力進入英雄的生命體，進入他們的心靈“之中”。
創作者將黃文秀在北師大的學習生活以及在百色市委宣傳部工作的經歷，簡單地一筆帶過，而重點著墨于“我們的百坭村”。黃文秀參加扶貧，擔任村“第一書記”，視此為“難得的鍛煉機會”。從初心到后續的成長線，她與旁的人、旁的扶貧工作隊員確乎不一樣。她對脫貧的理解和認知都是獨特且不乏深刻的，具有明顯的前瞻眼光。比如，她關注的不只是脫貧，還有脫貧之后如何不返貧;物質生活提高了，精神也要得以躍升。
作品著意去體現、描繪角色心理的一種實踐性生存功能，是更深刻甚至更加無可回避地嵌入到歷史與人的意識結構中，是一種想聚焦表現作為大山女兒、作為普通人的立體形象，有著特殊意義。扶貧隊員老李家有病人，黃文秀特別給他靈活的“例外”。她由父親的病想到要給全村人定期體檢，甚至還構想在未來建一個遠程醫療室。特別難得的是，她被派駐百坭村工作伊始，并不和昌龍等村民、錢經理這樣的商人甚至像于鎮長這樣的領導爭戰，而是平視地溝通。她心無旁騖，全心全情投入，為駐任的山村尋找到改變與致富的路。她不僅承受了自己生命之重，也背負起群眾的重托，她所代表的不止于她個人，更是無數個和平年代里的平民英雄與時代楷模。
《大山的女兒》著力講述人和故事，更關心強烈情感的表達，最終成就了這樣一部好作品。當然，某些表演之于人物把握上，深刻度仍有待提升，個別段落也失之“端”，多了些“官氣”，反倒是處處給文秀打氣加油的農支書、秦部長的演員飾演得比較真實，有人的氣味，打破了單調。
(丁亞平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學部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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