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喜馬拉雅直播的邀請，水片聯合藝術電影平臺CathayPlay發起了與耿軍導演直播對話的活動，同時我們請到嘉賓著名影評人汪金衛老師、CathayPlay商務運營端木老師，一起來交流關于耿軍導演電影與生活之中的故事。

完整因音頻內容請移步喜馬拉雅APP搜索：水片Cinema

耿軍，1976年出生于黑龍江。2002年開始拍攝電影，作品曾多次入選國際影展。劇情長片《燒烤》入圍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新電影單元及鹿特丹電影節未來電影單元，劇情長片《青年》入圍羅馬電影節主競賽單元，2014年以劇情短片《錘子鐮刀都休息》獲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2017年《輕松+愉快》獲得圣丹斯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并獲第54屆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最佳導演獎等四項提名。劇情長片《東北虎》（2021） 獲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影片。

此次對話中，一些耿軍導演分享的記憶瞬間：

我們70后那幫人晚熟，都是二十五六歲，有點像現在高二學生那種感覺，當時放映給幾個人看，看完后開始批評，然后他們每個人的嘴臉又特別語重心長，就像你的親屬一樣，但是他們說出來的話就有點像審判者，我記得那個時候放映完后吃了頓飯，因為受到了批評，自己走在路上的時候自己哭了，就覺得這是怎么了，難道我拍了一個片，然后拍電影這件事就終結了嗎。

第一支短片批評我的那幫朋友看了我的新短片之后，給我用了本科生的文化修養類似于4個字的那種表揚的成語，最奢侈的是能發來 16個字的，就是4個字的成語就是連著發來4個，這4個全是褒獎的那樣的。

年底的時候身上有7000塊錢，我用接近5000塊錢的資金拍了自己的第一個長片，現場拍攝差不多20天，現場花了不到5000塊錢，后期完完全全是在后來認識的朋友機房下來的蹭了半年的機房，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個長片《燒烤》。

當我拍完之后，我在剪輯的過程中，張獻民老師帶著他的當時的研究生就來看過兩三次，他們第一次看的時候，張老師他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翹二郎腿，現在也有這個習慣，就翹著二郎腿完了之后不一會就樂一下，不一會就樂一下。

我是很緊張的，我以為他在嘲笑我。我說：張老師，這個是不是特別不堪？他說：不是不是，你是說什么不堪？我說：這個作品是不是特別不堪？他說：不是，這個很生動。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有涵養的人，他在用有涵養的話在跟我聊天。

那次放映結束后，當時楊超導演也在，他在結束時候過來跟我握手，他說：我靠，快趕上《熱天午后》了。我當時沒看過《熱天午后》這個片，我說：我不知道這個電影。他說：你要看看這個電影，你的這個片子我覺得我要打分的話，和《熱天午后》一樣都打8.5分。

我在2005年的時候就寫了《青年》這個劇本，里邊這三個人物都是由原型而產生的，我寫完這個劇本，我就給張獻民老師看，我說我要拍，他說你真的要拍一個這么龐雜的東西，對，我說我要給拍成電影，我想讓我身邊的人來演。因為鶴崗很小，當時有一個英國回來的制片人，他當時看了這個劇本之后，他就特別興奮，他就覺得可以拍成像《孔雀》那樣的電影，因為他當時看了《孔雀》當年是花了1000多萬拍攝的，他就試著找錢，他找了半年多的時間，也沒有找到錢。

張獻民老師就跟我說：如果《燒烤》是第一個臺階的話，青年就是第二個臺階，我們應該用《燒烤》那樣的方式來拍青年。我們真的就用這樣的方式拍攝了《青年》，但是電影的制作周期比較長，因為它是跨季節的。2006年的2月14號，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是情人節，我們開機。

當《錘子鐮刀都休息》在金馬得了獎之后，大家都受到了一個特別好的鼓勵，我跟他們說：這個就是文化的力量。我們因為做的是文化的事而受到尊重。這個時代受尊重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兒，很多有錢人花錢也未必能買的來尊重，當我們做了一個文化的事而獲得尊重，大家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邊就是有那么一點火焰被點燃了。

以下為直播交流全文（共計11525字）

這次活動是受到喜馬拉雅直播開播的邀請，水片聯合了藝術電影平臺CathayPlay，一起發起了這次和嘉賓耿軍導演以及影評人汪金衛先生的對談交流，也在此特別感謝肥羅、耿軍、汪金衛老師，還有喜馬拉雅開聊的工作人員的傾力支持。

關于耿軍導演的話，我也再次給大家做一個介紹，我想能來聽的朋友應該都很熟悉了。

耿軍導演是70后，從2002年開始拍攝電影，他的電影多次入圍國際影展，他的長片《燒烤》入圍南特三大洲電影節，以及鹿特丹電影節，《青年》入圍羅馬電影節主競賽，以及他在2014年拍攝的劇情短片《錘子鐮刀都休息》，也獲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2017年他拍攝了《輕松+愉快》，獲得圣丹斯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并獲第54屆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最佳導演獎等四項提名。然后在2012年第二十四屆上海電影節上，耿軍導演的新作《東北虎》拿到了最佳影片金爵獎。

另一位重磅嘉賓，影評人汪金衛老師，我也給大家做一個介紹。汪金衛老師是前巴塞電影資深編輯，臺北金馬影展第三屆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同時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影評人，同時我們也是相識很多年。

我是CathayPlay的商務運營，宣傳管理負責人端木。

CathayPlay是一個能在世界各地觀看的華語獨立電影、藝術電影的流媒體平臺，我們的播放地址是www.cathayplau.com 平臺從2019年初上線，然后到目前已經有近400部華語獨立影像作品，其中包括虛構非虛構動畫以及實驗4種類別，我們努力為華語獨立電影的影迷提供更多的觀影選擇。

平臺上的獨立電影從不同的角度都有面對社會問題，個人探索以及情感表達等主題。

盡管近年來中國電影蓬勃發展，但是中國獨立電影人之間仍然缺乏向全國觀眾乃至全球觀眾展現自己作品的機會，于是我們就提供了這個平臺，同時我們也與海內外的一些華語電影節、酷兒影展，還有一些導筒、凹凸鏡、書本放映等媒體機構合作，多次舉辦了線上的交流以及線上影展活動。

我們的影片都是經過導演和片方正版授權，每一次的觀看都會給導演提供相應的版權收入。

今天晚上的流程是，嘉賓會先聊一下關于耿軍導演的電影創作方面的一些問題。

然后CathayPlay平臺現在正在上架耿軍導演的長片作品《青年》，大家有興趣一定要去觀看，這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同時今晚的直播會有一個非常大的福利，是CathayPlay會送出《青年》的在線觀看券，只要到時候大家來進行一個鏈接的填寫，就可以在郵箱里面收到一封郵件，然后通過鏈接進入網站就可以正版觀看。

同時還有一個消息可以先放送給大家。關于耿軍導演拍攝的作品《錘子鐮刀都休息》，不久之后也將上線CathayPlay平臺，是一個讓人振奮的好消息。

·第一個問題先來問一下汪老師和端木老師，

關于對于耿軍導演的電影的最初的印象是來自于哪部電影或者是哪個故事？

我先來說。

非常高興能參與呃這次的線上的直播分享，我對耿軍導演的作品最初的接觸是在2014年，那個時候是齊放的一次放映活動，在我所在的一個小城市放映了《錘子鐮刀都休息》。

那是我的第一次接觸耿軍導演的作品，看完之后非常喜歡，因為我也是東北人，而且當時我在城市也是在東北，所以說感覺非常的可以說契合，無論是我的出身，還是說我所在的這個地方，當時我已經看過一些獨立作品，但是相對來說我接觸的關于東北的獨立作品還不是很多，所以當時看到《錘子鐮刀都休息》這個片子還是蠻驚喜的。

后來在2017年的時候，我曾經在香港的百老匯電影中心，那時候也是正好路過香港，只待了兩三天，但是正好趕上了香港的亞洲電影節，他們有放映《輕松+愉快》，然后那也是我與耿軍導演的作品第二次接觸。

然后第三次去年2021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我在電影節前用拼盡全力的手速搶到了《東北虎》首映的票，然后在上海電影節觀看了《東北虎》，后來在公映之后，我又再次在電影院里又重溫了一遍，并且也很榮幸的擔當那次活動的映后主持。

這就是我和耿軍導演作品的一些經歷。當然最近我又在 CathayPlay平臺上借由這次活動的機會，我觀看了《青年》，然后讓我感覺到非常生猛，我覺得非常棒，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作品。然后如果對耿軍導演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CathayPlay上去看一下這部影片。非常好。

我們網站會階段性統計一下近期觀看量最多的作品，然后每一年也會統計一下觀看量最多的作品，以及年度的時候也會統計年度的，就是觀看量最多的10部，去年年底的時候，耿軍導演的《青年》就在這三個列表里面同時出現了，我在YouTube看到了《青年》的預告片，它打破了我對預告片的認知，后來看了完整的影片，我非常喜歡。

·我想接著上個問題再問一下耿軍導演，你對以往的作品是抱著哪一種期許去創作的，

或者說是哪種創作初衷？曾了解到，你是因為喜歡電影才來到北京的。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沒有人生規劃，沒有一年規劃，也沒有一個季度去規劃的一個人。

我是96年來的北京，19歲的時候寫了第一個劇本。我自己隱隱約約的覺得，我可能20歲來到北京，這個劇本就能踢開電影這個大門，我能成為一個編劇，那時候的那種盲目的自信，那種隱隱約約的自負，還有那種，大地在我腳下的那種自大，就是那種感覺，就是互相拉扯。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去了電影學院，讓文學系的老師看了之后，他告訴我說寫的還行，但它不是一個劇本，或者說還不能稱之為一個劇本，里邊有一些情節還挺生動的，我就想可能拍電影這個事兒可能離我還有點距離。

因為當時十八九歲的時候，在圖書館看到劉先生寫的劇本的時候，我就覺得這玩意兒我也可以有那樣的感覺，那時候看的是《本命年》《菊豆》，然后又在影院里邊看了《本命年》這個電影，我就覺得這個事好像是我能抓得著，其實是一個隱隱約約的那種不是那么自知的，就那種抓得著的感覺。

但確實是抓不著。

因為那個時候無論是對電影還是對文學，都有一種那種特別含糊的那種感受，并不是特別明確，到真正的開始拍東西，2002年的時候，DV時代來了，我看到了我們當時實踐社里邊有很多人拍實驗片，因為我那個時候對實驗片沒有任何理解能力，我就覺得他們拍完之后大家也看不懂，完了他們又能翹著二郎腿就是坐在臺上侃侃而談，我就覺得這個事兒讓我非常的惱怒，我覺得我可能用腳拍都能拍的明白，但實驗片其實不是明白不明白的問題，它是另外的一個影像層面，我當時就拿實驗片當故事片。

這種勁完了之后，我就試著拍了第一個短片，當然第一個短片拍得非常失敗了，就是讓我在北京的那群搞文藝的寫作的，或者是搞音樂的畫畫的朋友看完之后就一頓“痛扁”，他們覺得內容形式什么的都是都是垃圾，但是他們沒有說垃圾這個詞，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大學本科的修養，還用了比較含蓄的那種批評的字眼。

之后其實有差不多多半年的時間。內心受到了重創，就是那種心靈上的粉碎性骨折，就是緩不過來。

然后因為那個時候才二十五六歲，我們70后那幫人晚熟，都是二十五六歲，有點像現在高二的學生那種感覺，放映給幾個人看，看完后開始批評，然后他們每個人的嘴臉又特別語重心長，就像你的親屬一樣，但是他們說出來的話就有點像審判者，我記得那個時候放映完后吃了頓飯，因為受到了批評，自己走在路上的時候自己哭了，就覺得不是就怎么了，難道我拍了一個片，然后拍電影這件事就終結了嗎。

半年之后我其實就拍了第二個短片叫《散裝日記》，在上一次疫情也就是2003年非典那年就得過一次獎，那是一個小的比賽，有賈樟柯，有張獻民，得獎的有萬馬才旦、應亮，還有韓杰，還有我。

第一支短片批評我的那幫朋友看了我的新短片之后，給我用了本科生的文化修養類似于4個字的那種表揚的成語，最奢侈的是能發來 16個字的，就是4個字的成語就是連著發來4個，這4個全是褒獎的那樣的。拍了第一個短片折了，第二個短片獲了一個小獎，給我的感覺就是那種業余選手受到了充分的那種肯定。這使我在一年之內的時間里寫出了《燒烤》的電影劇本。

年底的時候身上有7000塊錢，我用接近5000塊錢的資金拍了自己的第一個長片，現場拍攝差不多20天，現場花了不到5000塊錢，后期完完全全是在后來認識的朋友機房下來的蹭了半年的機房，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個長片《燒烤》。

當我拍完之后，我在剪輯的過程中，張獻民老師帶著他的當時的研究生就來看過兩三次，他們第一次看的時候，張老師那個時候他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翹二郎腿，現在也有這個習慣，就翹著二郎腿完了之后不一會就樂一下，不一會就樂一下。我是很緊張的，我以為他在嘲笑我。

我說：張老師，這個是不是特別不堪？

他說：不是不是，你是說什么不堪？

我說：這個作品是不是特別不堪？

他說：不是，這個很生動。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有涵養的人，他在用有涵養的話在跟我聊天。

后來當看到第三版幾乎定剪的時候，他說這是這幾年看過最生動的這樣的一個作品，我那時候還有點信心。

我想，張教授說這個東西挺生動。

當時我有半年的時間，在后期剪輯的朋友那邊蹭機房剪輯，管虎導演每天工作完走了，他就給我打電話。

我當時在上班，后期機房也在大鐘寺，我就從廣告公司跑到機房，去跟他一起工作一會兒，因為他也要休息，那時候我剪輯師小五哥還處了一個女朋友，我又不想過多的打擾，所以就有半年的時間讓我特別疲憊，就對這個片子一有一種特別疲憊的感覺，因為邊打工邊去蹭機房。

張老師看完之后就說這個挺生動的。

我就把我這個片子第一時間就給到了我的主演李仲秋 是《燒烤》里邊演老大的那個人，他是鼓手。之后他拿著碟片在家里邊跟他女朋友看了兩遍，他給我打電話說：老耿，咱們這片挺藝術，就是太悶了，藝術片有一個優點就是悶，然后他的缺點就是藝術，他就跟我這樣調侃。

我覺得他可能從感官上來說是對的，我就有這樣的一個底。

后來，北京師范大學的一個階梯教室做了第一次放映，是現象工作室組織的，那次放映把我嚇壞了，因為我是帶著主演男女演員都去了，之后他說是一個放映，到了階梯教室之后就發現這是一個能做200人的階梯教室。現場加上擠進去的差不多有三四百人。

我心想說我說完了，今天肯定完蛋了。

放映的過程中我坐在第一排，我的腿就不停的在抖，我那天沒怎么喝水，就上了三四次廁所，因為放映的時候一會一片笑聲，一會一片笑聲，我就覺得完了，這下完了。大家就是在嘲笑我，你知道那種不自信的那種東西，在那個時候被放大的特別嚴重。但其實放完之后，我就知道這個不是嘲笑而是一個挺好的效果。

當時楊超導演也在，他在觀眾里邊結束時候他過來跟我握手。

他說：我靠，快趕上《熱天午后》了。

我當時沒看過《熱天午后》這個片，

我說: 我不知道這個電影

他說:你要看看這個電影,你的這個片子我覺得我要打分的話都打8.5分。

我開始創作這件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底細。

· 接下來再問汪老師，還有端木老師，

關于對耿軍導演電影中出現的個體，這其中最有印象的或者是最難忘的記憶有哪些？

我因為最近剛剛觀看《青年》，我覺得《青年》里面的幾個角色在我看來都十分的生動而鮮活，尤其是徐剛老師演的角色，但是其實如果要是再放到所有耿軍導演的作品里面，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無疑就是小二，我認為它是鶴崗的靈魂，當然如果說存在一個鶴崗宇宙的話，那么我認為宇宙的靈魂角色無疑是小二。

他在導演作品中，他每次的戲份都不一定是最多的，但是它一定是其中讓你感覺到最善良、最真誠、最打動你的那一部分。

并且你感覺從這個人物的角色口中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讓你發自內心的去相信他，發自內心的去關注關懷這樣的一個角色，無論他是在里面有一兩句臺詞還是有很多臺詞，他的每一次出現，每一句話都是會讓你覺得親切而生動，真誠而淳樸，沒有摻雜任何雜質的。小二在耿軍所有的電影中，就是一個讓你感覺到出淤泥而不染的一種形象。

所以說對我來說耿軍導演作品中對我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小二。

我也特別喜歡小二，我覺得小二非常有意思。

但是對我來講，另外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輕松+愉快》里邊的和尚，它是一個假和尚，很有趣的他和小二的一段對話，小二告訴他，他的帶魚一個月只能買兩次，但是他認為那個和尚是個真和尚，所以就告訴他，他就沒有辦法吃帶魚，然后假和尚就在面對帶魚的誘惑下，就告訴了小二自己是個騙子。

特別對稱的構圖，基本上都是肩膀或者是胸部以上的一個就是中特寫或者是特寫，總感覺他在想一些事情，因為構圖真的好，幾處都是特別的對稱，然后配上后邊荒涼的背景，就不知道他是否有自己質疑過自己做一個假和尚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或者有道德的事情，對這個還是蠻印象深刻的。

我其實在自己的電影里邊，會把自己投射的就非常全面。比如說剛哥演的角色是不是我，假和尚是不是我，我覺得是我。勇哥賣香皂的是不是我我，我覺得也是我。小二是不是？我覺得那可能是最高尚時刻的我。

我跟剛哥說過，我要在自己的電影里邊把我自己形象能更好一點的在銀幕上呈現，就用剛哥的形象來演我，所以剛哥在電影里邊，包括這次《東北虎》里邊的羅爾克，其實羅爾克他演的是我的好朋友原型，我在創造這個角色的時候，我覺得他在某一些層面上，也是我朋友特別靠近的那樣一個感覺。

一個人在很多時刻會厭惡自己，我就在那些比如說勇哥演的角色，他在騙人的時候，他在失落的時候，那就是我厭惡自己的時刻。他在心軟的時刻，他在真正的跟剛哥假和尚交心的時刻，我就覺得那個時刻是我最虛弱的時刻。我因為自己寫劇本的時候，會把自己人性里邊特別見不得人的那些角落，全都在劇本里邊呈現出來，我自己創作的時候是這樣的。

剛剛汪老師提出了一個概念，鶴崗電影宇宙，我想針對這個問題繼續說，像耿軍電影里面的那些作品可以發現，有些人他參與構建起來了這近20年里面的這些長片也好，還有短片，他們的一個人物坐標，像薛寶鶴、張志勇，還有徐剛大哥，然后乃至我們的張獻民監制老師也一直都參與到耿軍導演幾乎每一部電影里面來。

但對于觀眾來說，他們就像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樣，

我想請耿軍導演可否分享一下與他們共同創作的一個淵源？

我其實年初拍短片的時候，我是既沒有攝影，也沒有演員，我一開始拍短片的時候是我有一個攝影機，也沒有錄音，就是用機頭麥做錄音，我那個時候其實完完全全是一個業余的那種卡拉OK選手那樣的，就不在調上，歌詞也不太熟，那樣的方式演唱的。其實到后來他們可能才捋清楚這件事，我們當時都捋不清楚拍戲這件事，就是，我也不會導，他們也不會演。

我自己有一個手寫的劇本，我就事先把劇本寫好，之后大家討論就開始拍。拍的過程中，我讓他們怎么樣，他們特別信任我，他們就怎么樣。其實完完全全是一個那種對電影特別朦朧的狀態同時起步的，我也是那樣的，他們也是那樣的。

到后來拍了幾部之后，大家也沒有把這件事弄得特別清晰，就是關于做演員的事兒。

隔了一兩年的時間，這個家伙又要開始拍了，趁著他們是暑假的時光或者是寒假的時光，我們就來搞一把創作，一直拍到了《青年》，其實都是，我是在做導演這樣的事，完了他們在幫我完成電影這件事，其實作為演員的事，他們其實并沒有那么特別明晰，當拍到《錘子鐮刀都休息》的時候，跟之前的拍攝方式變了。

我之前的拍攝方式是，當我寫完劇本跟演員討論到現場的時候，演員怎么自由，我攝影機是跟著演員走的，當拍到《錘子鐮刀都休息》的時候，我要他們走走調度了，讓他們走位置了。

這個時候，我發現他們在幾天之后也都非常適應，我就覺得這個可能是要有一點事情發生。這個事情特別明確，他們很多東西在腦子里邊已經不像之前那么模糊了，開始明晰了，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巨大的優勢，他們比很多專業演員要生動。

有一個比喻，就是我們一個好的飯館，好飯館就沒有油煙味，這個就是好飯館，他們演了角色，但沒有那種所謂的匠氣或者是被訓練的那種慣性，他們非常生動，他們一個是一個，他們自己是自己，他們有塑造的能力，當《錘子鐮刀都休息》在金馬得了獎之后，大家都受到了一個特別好的鼓勵，我跟他們說：這個就是文化的力量。我們因為做的是文化的事而受到尊重。

這個時代受尊重是一件非常難的事兒，很多有錢人花錢也未必能買的來尊重，當我們做了一個文化的事而獲得尊重，大家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邊就是有那么一點火焰被點燃了。

接下來其實就是《錘子鐮刀都休息》之后，他們也會被邀約，被其他的導演請去演其他的作品，他們去其他的導演哪里拍電影，都比在我的現場拍電影要容易。因為因為我是一個特別變態的人，節奏感，一句臺詞的尾音，臺詞的斷句，這些要求我都特別嚴苛。

端木說吃帶魚那場戲，我拍了兩天，100多條，就是因為節奏感，一句臺詞的尾音還有斷句，還有兩個人的對手戲的那種節奏感的那種呈現，同時還因為它是單鏡頭，所以拍起來時間就會特別久，之后把大家的耐性和大家的脾氣都弄得服服的。

當拍完之后，整個劇組就會站起來就鼓掌，就說這一關終于過了，拍我的東西其實是特別難的，他們去拍別人的作品的時候，3條5條就過了，他們就給我打電話，說這是什么情況，他們會覺得我們有那么好嗎？

他們就會特別驚詫這個過程，其實在兩三年里就會合作一次，大家逐漸的已經適應他們有一個身份是演員這件事了。

而且我也跟他們說過，我說我們的生活就特別平常，電影就是可以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打開另外一個面，你有機會去演另外一個角色，塑造不同的角色，能把你自己很多面都打開。

我在寫劇本的時候，角色的名字都分配的特別明確。徐剛、張志勇、薛寶鶴這些名字全都是真的名字，所以他們去參加影展的時候，別人找他們的特別方便，不用叫角色的名字。

因為角色的名字就是他們自己的名字，他們去參加影展的時候也會被熱情的，看過他們作品的人過來合影什么的，他們跟我說：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所以就是在我們《東北虎》電影做推廣曲的時候，名字就叫“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他同時也是徐剛演的主人公羅爾克的一句臺詞。

好，我們接下來邀請汪老師，我把話筒遞交給您，然后您這邊有什么問題要問耿軍導演？

我剛看了《青年》，這個影片讓我大受震撼。雖然它各個技術方面，我指的是無論是拍攝器材還是調色收音等等，甚至可能還有一些穿幫等等，但是他肯定是不如當然近兩年的這種創作技術上的好，這樣的一種拍攝手法，包括它的劇情以及它的各個方面，甚至它相對來說沒有那么所謂電影級別的調色，在我看來都非常親切，非常生動，非常鮮活。

我想請耿軍導演聊一聊這部片子，我覺得這部片子無論是在各個方面，可以說是一部佳作，當然他可能有不完美的地方，可能作為導演來說肯定會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可以聊一聊影片的創作，這部電影記錄了很多個角色，他們各自的可以說帶有悲劇性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在面臨比如說情感或者是生活當中的種種問題的時候，他們那樣一種無力感。

然后我想請耿軍導演多聊聊這部片子。

我在96年就來到了北京。我那年20歲，那個時候還是手寫書信， 郵局的時代，座機化的時代。在北京，我做過賓館服務員。那個時候家里邊也安了座機電話，就經常跟家里邊通電話，在20出頭的時候，其實還對死亡的認識還停留在，年紀大了過世，或者是發生意外，礦難或車禍，那時對死亡的理解可能是這樣的。

當我20多歲時，通過座機電話，我就知道了我的鄰居，我的同學，還有我同一年級的那些周圍的人。

在電話里邊，我弟弟跟我敘述，或者是我的同學跟我敘述，還有在信里邊，我弟弟給我描述我們一起長大的，就是我們家鄰居誰因為什么就去世了。那時候我周圍的這些人，他們有的跟我同歲，有的比我大那么一兩歲，都是小的時候和少年時期一起玩的特別熟悉的人，他們分別是因為什么？因為人生主題，親情、友情、愛情這樣的主題。

死掉的方式其實在《青年》里邊是寫實的，因為愛情就是喝農藥就死掉了，因為友情是被打壞了，因為愛情就是因為心情什么的，因為掙點錢就在建筑工地。

我那個時候我知道了這些事之后，我過年春節回家時，就會跟周圍的玩伴就聊起這些事兒，這些事一直在我腦海里邊撞擊著我。我在2005年的時候就寫了《青年》這個劇本，里邊這三個人物都是由原型而產生的，我寫完這個劇本，我就給張獻民老師看，我說我要拍，他說你真的要拍一個這么龐雜的東西，對，我說我要給拍成電影，我想讓我身邊的人來演。

因為鶴崗很小，當時有一個英國回來的制片人，他當時看了這個劇本之后，他就特別興奮，他就覺得可以拍成像《孔雀》那樣的電影，因為他當時看了《孔雀》當年是花了1000多萬拍攝的，他就試著找錢，他找了半年多的時間，也沒有找到錢。

張獻民老師就跟我說：如果《燒烤》是第一個臺階的話，青年就是第二個臺階，我們應該用《燒烤》那樣的方式來拍《青年》。

我們真的就用這樣的方式拍攝了《青年》，但是電影的制作周期比較長，因為它是跨季節的。

2006年的2月14號，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是情人節，我們開機。

我自己當時有一個特別大的心理負擔，因為《青年》跟《燒烤》比起來，我們的隊伍壯大了，有攝影，有錄音，有化妝，同時又有監制張獻民老師在，演員他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聚會，他們沒有覺得這個事兒多么嚴肅。所以我在2月14號拍攝第一天的時候，我就挑了一場最嚴重的戲，兩個人吃餃子，我在劇本里邊把這場戲拿出來。我說拍這場戲，那場戲其實特別重，兩個人一上來就演這場戲，完全演不出來，就是角色的可信度，節奏感，臺詞你一句我一句，我們連著拍了兩天，大家就懵了，說完了，這次嚴重了，這個事嚴肅了，不是想象的那樣，不是一次聚會，大家就私下里邊就拿著劇本去開始背誦自己的角色，開始對戲開始嚴肅對待。

我第三天才真正的把吃餃子的那場戲給拍成，前兩天都沒拍成，拍了三天才拍成了一場戲。這種嚴肅對待，就讓整個劇組開始對創作這件事開始嚴肅起來了。

2月14號開始，拍了十八九天的時間。拍攝了冬天的段落，夏天的時候就是開始拍第一個段落和第三個段落。我們拍完之后，回到北京剪輯的時候，就發現我們拍的有一些場次，還有一些戲份，有問題，但是這個戲份是減不掉的。

2007年的夏天，我們又一次拍了一周，所以這個作品06年拍其實是相當于07年08年初才真正的做完，它是我到目前為止整個制作跨度時間最長的，有兩年多的時間，制作了《青年》。

耿軍導演您的很多作品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有很多往往有一些重要的臺詞，重要的段落是發生在角色們在吃飯的時候，我發現這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共同點，包括《青年》包括《輕松+愉快》，包括《錘子鐮刀都休息》，比如說有的是吃帶魚，有的是在吃餃子，然后或者是像《東北虎》里那樣，最后是在兩個飯桌上去談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請耿軍導演聊一聊，把很多重要的戲放在飯桌上，

這是您創作角度來說您是怎么考量的？

我自己其實在鶴崗長大，因為鶴崗它是跟北歐的緯度是一樣的，他有半年的時間是冬天，在冬天里就是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有幾項特別重要的活動，室內的打臺球、打麻將、打撲克、唱卡拉OK和在飯店喝酒聊天。

而我自己其實對賭博沒有興趣，卡拉o k如果要是沒有唱歌好的，我也不去，因為我覺得卡拉OK里邊有人唱歌特別難聽，是對歌曲的侮辱。

我也不去臺球廳，其實我打的還行，但是鶴崗那幫人打得好像更行，我就不去自取其辱了。

飯館，其實是一個發生故事最重要的場合，我們家也是一樣，我們家當我父親母親要跟我說什么重要的事的時候，不是在飯前，也不是在飯后，是在飯桌上。他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就是那種生命的現場體驗。

最驚悚的故事也是在飯桌上，所以它變成了一個特別潛在的場面。我其實完全沒有想過這些重要的事兒發生在哪兒更合適，我就憑著直覺直接就寫在了飯桌上。

非常好！謝謝導演！

因為我沒有看過導演的紀錄片，所以主要還是從《青年》往后的一些劇情作品。我發現這幾部作品的語速都是慢于我們正常說話的語速，并且感覺整個臺詞也是經過斟酌的，在觀看的時候，就會突然停一下去想一想對白到底說了什么。剛才您有提到在拍攝的過程中非常注重一些尾音和斷句，然后我覺得這是一些比較文學性的思考，然后我之前有看過你的專訪，您有提到過您本身也是比較喜歡文學，然后也有在北電旁聽一些課程。

想問一下您是如何看待文學與電影的聯系？特別是有的時候會聽人家說電影就是畫面加聲音，而文學小說可能是因為是文字可能會更具有想象力，您是如何考慮電影的作為一種文學性的表達這種可能性？

我自己生活在郊區，我們鶴崗是一個礦區。我們從小都不是好孩子，完完全全的是那種頑劣的少年，去煤礦偷煤，去扒火車。去扒那種煤炭車，扒西瓜車。礦區里我們這種頑劣的少年特別多，到青少年時期就有很多人就走上了盜竊和斗毆的犯罪之路。

我因為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我弟弟是畫畫的，我跟畫畫那幫人混在一起，畫畫那幫人包括我的好朋友跟我弟弟是一個畫班的，包括我的錄音師，他們都是一個畫班的，大家在一起畫畫這幫人。他們自己覺得自己不單單是一個畫家，他們還認為自己是半個文學家，那個時候大家有一個風氣，去圖書館。有的時候誰讀了什么書，比如說他那個時候讀了《悲慘世界》，他就會炫耀，他說《悲慘世界》就是雨果作家是怎么回事，然后悲慘世界法國大革命怎么回事。

然而這讓這些東西給我們形成一個特別強烈的刺激，他都讀過了，我還沒讀過，我覺得我有點差意思，我應該比他讀的再多一點，那個時候是被我們小城市的文藝青年給刺激了，喜歡上了小說，我自己后來總結，我說我沒有成為一個犯罪分子，我可能跟文學有特別重要的關系，因為文學它其實是軟化心靈的，因為生活里現實的東西太容易讓一個人，心腸變得堅硬，變成一個心狠手辣的人，或者變成一個鐵石心腸的人，而文學可以把這些東西軟化掉。

我如果要是是一個犯罪分子的話，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智商還不錯的，就不容易隨便抓。我后來喜歡上文學之后，我就會覺得我說文學可能是對生活最重要的，我其實就是完完全全著迷。它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當創作電影寫作劇本的時候，文學就變得更加重要。他能幫我打開想象力，因為個人生活特別有限，你知道一個人的生活他有很多岔頭，會有很多那種碎片式的那些東西，其實在生活里邊，如果你不是一個創作者的話，它就是一些碎片，那些碎片就在腦海里邊在沉睡。

當有文學能幫打開想象力的時候，當創作的時候，這些碎片會因為一次創作連接起來，會把生活里邊自己在乎的細節，在乎的人的那種特點，特別在乎的細節，會把這些東西連接起來，打開想象，知道人不單單是這樣的，人還是那樣的。所以我覺得文學可能幫我打開了我的編劇創作這件事兒，我經常跟朋友分享或者推薦，我最近看了什么。有的人會因此而受益，有的人會覺得你看這個東西不是我的興趣，我覺得這些都沒事。看什么都沒事。

我到后來可能會稍微閱讀的寬廣一點，無論是看社科，看非虛構，看哲學，還是看中國古典文學。我覺得都可以，因為這個東西是什么？這個東西是用來欣賞的。如果你要是愉悅了，我覺得全都就挺好的，因為我認識的人里面經常會有人讀了那種所謂的名著什么的。它有點像早晨起來它長跑了一小時，之后他走在人群里面有那種優越感。他說這幫人剛起起床氣還沒有去掉，但是我已經跑了一小時了，我已經精力充沛了，我走在人群里邊，我早起一小時，而且鍛煉了一小時，精神頭都是最強的時刻。

當一個人閱讀完這個之后，他有優越感的時候，就跟這個環境里邊他信仰什么東西，有優越感，拿出來炫耀是一樣招人。但是我覺得這樣對于我來說也沒事，只要他在閱讀，他通過閱讀他不停的炫耀，我覺得也沒事兒。

我還有一個小問題，一個比較俗氣的問題，您的關于下一部電影有沒有什么安排，然后還是在鶴崗拍嗎？因為之前也看到您提到了寒帶電影的概念，然后想問一下您之后的作品還是要在東北鶴崗這一邊嗎?

下一個電影，我其實在2020年初就是疫情開始，之后到去年3月份寫完了我的下一個電影叫《刺客與明信片》，它是一個小說改編的，寫的是一個省會的沈陽1999年到2000年的故事。

我們在去年勘景的時候就分別看了吉林省的省會長春和第二大城市吉林市，也看了沈陽和沈陽的周邊的鞍山錦州什么的，也看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其實是一個省會的故事，但鶴崗還會繼續拍繼續創作，因為那個地方對我是最重要的，小的時候在那長大，小的時候過得特別愉快，那是一個樂園，就對那有一種情感上的棲息地的感受。

《青年》2009年去羅馬電影節的時候，在迪拜機場轉機，因為我買的是特別便宜的機票，就往返只有5000塊錢，我要在迪拜機場待23個小時才能轉機就飛羅馬。

我在機場就看到了一幫芬蘭人，他們從飛機上下來穿過大廳，他們還沒有徹底的醒來，他們有的人前一天或者昨天晚上或者喝了酒什么的，完了他們整個那種狀態，我在鶴崗走在街上四五點鐘碰到的那些人的狀態，就這種寒帶的那種親切感是特別足的。

我看他們電影的時候，我就覺得是東北電影。

我自己2015年1月份的時候去了挪威的特羅姆瑟電影節，我在那放了《錘子鐮刀都休息》。北歐那些觀眾還有那些人的狀態，跟電影的那種互動，那種寒帶的互動感特別充足。其實有的時候會有一些文章會說東北導演或者是鶴崗什么的，我其實并不是想那種特別明確的那種地標的感覺來描述創作，我想把這種范圍再擴的大一點，所以我說寒帶，世界上只有兩個位置，一個叫寒帶，一個叫熱帶，所以那種地域上的東西，我想讓它的范圍更大一點，就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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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那個時候 完完全全 熱天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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