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冠》：銀幕上的女排記憶
發于2020.1.13總第932期《中國新聞周刊》
這是1978年亞運會上的一幕。彼時，陳可辛只有16歲，對電影已經很有興趣，曾在父親的電影中客串過小角色，但那時的他不知道，自己會在13年后成為導演，27年后成為最早一批從香港來內地的電影人，更不會預計到自己會在41年后拍下一部以場上那個18歲女孩和那支運動隊為主角的電影《奪冠》。
距離陳可辛上一部導演作品《親愛的》，已經過去了五年。這五年，他除了在幾部電影中擔任監制外，忙活的兩部自己導演的電影，都是體育片，一部是即將上映的《奪冠》，另一部是《李娜》。
漂泊者拍攝漂泊者
陳可辛覺得，這樣的題材，可能已經有同行在籌備，他開始向電影局打聽，發現竟然沒人打算拍。
陳可辛決定邀請鞏俐飾演教練郎平，黃渤飾演教練陳忠和，“郎平是一個家喻戶曉，辨識度很強的人，你找誰演郎平可能觀眾都會覺得不像。合適的人，不是樣子像，而是氣場像。鞏俐在電影圈的地位跟郎平在體育界的地位是匹配的，年紀也不差很多。鞏俐身上那種霸氣、倔強、強悍，是（跟郎平）很神似的。”
陳可辛在為《奪冠》選演員時，很看重演員在現實中的地位與角色地位的匹配性，“演這些算是很重量級的人物，（演員）一定要在觀眾心目中有一個相應的地位”，陳可辛說，他為袁偉民的角色尋找演員時，曾考慮過幾個“德高望重”的演員，但很多年紀都太大了，與故事中袁偉民40多歲的年紀不匹配。最終定下了吳剛，“無論是他的氣場、身份、地位，都是剛剛好的一個。雖然他也比袁偉民當年大，但80年代四十幾歲的人，跟現在五十幾歲的人看上去差不多，你找五十幾歲的演員，去演當年四十幾歲的人，感覺是對的。”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至于陳忠和的角色和演員選擇，在陳可辛看來，“他和郎平一樣，都是英雄，而且他更加接地氣。真的需要黃渤這樣的實力派才能實現。”陳可辛說。
陳可辛說自己很著迷于中國內地的80年代，這是他拍《奪冠》的另一原因。“內地突然間的那種百廢待興，大家看前面都有無限的可能性，這是我十幾年在內地，聽到很多我這歲數的朋友都在講的，重現這樣的感覺，也是這個戲讓我很有滿足感的地方。”陳可辛說。
這場勝利，填補了民眾“文革”后長久的信心缺失，迅速被拔高到激勵整個民族精神的高度。之后幾年，隨著中國女排奪得“五連冠”，郎平等女排隊員成為80年代最紅的明星。
陳可辛在講述這些漂泊、無根者的故事，卻總是帶有一種脈脈溫情。他將這一點歸結為自己健康的家庭關系，“也許家庭關系不好的人，看事情會負面和苦澀”。陳可辛說，他和父母的關系很好，將父親視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他將童年明亮的情感底色，延續到電影中。
陳可辛的電影在內地觀眾心中留下最深刻痕跡的，往往是那些能勾起集體記憶的作品。在他北上前，這樣作品的代表是在其中采用了鄧麗君音樂，講述港漂的《甜蜜蜜》。陳可辛北上之后，典型之作是講述改革開放后奮斗者的《中國合伙人》。
用個體人物拍攝時代變遷
陳可辛決定解決這些問題。雖然《奪冠》的故事主人公袁偉民、郎平和陳忠和已經確定由吳剛、鞏俐、黃渤飾演。但他還需要解決一個難題：找誰飾演80年代的女排運動員？
方向確定之后，劇組三個選角團隊，在全國范圍內的排球隊、體育院校見了2000多名運動員，從中挑出數百名試戲。陳可辛從這數百人中幾次篩選，最終確定十余人，扮演中國80年代的女排運動員。同時，經過協調，他得以起用現任女排國家隊集體出演電影。
拍攝前，陳展找來孫晉芳的傳記看，覺得自己的個性和孫晉芳很像，都很直率。此外，她和孫晉芳一樣，有過不被教練看好的經歷。“她（孫晉芳）的身體條件也不突出，我剛進隊的時候，也有教練說我個子小，不適合打排球。”陳展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不同的是場上位置，陳展在隊中擔任自由人，孫晉芳是二傳。這二者間的技術差異很大。為此，陳展專門訓練了一些“二傳”的常用動作，以及一些80年代才有的，現在已經被淘汰的排球技術，比如“左手勾飄球”。
開拍前一周，陳可辛還在匹配演員和原型。墻上貼著原型和演員的大頭照，他將照片來回挪動、匹配，找最“神似”的演員。“比如現在演周曉蘭的演員，本來演張蓉芳，后來她減肥減了有十幾二十斤，發現她氣質更像周曉蘭，最終她演了周曉蘭。”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陳可辛已經當導演29年了，這是他第一次使用素人主演。他請來一位表演指導，教素人演員演戲。一些表演指導調教演員的方式，他看了亦覺得神奇，“譬如要哭的戲，原來都可以用體能去調動。你哭不出來，前面就先用體能，大家去用力去對抗，像摔跤一樣，出了一身汗，然后你才能哭出來。”
作為已經北上15年的香港導演，陳可辛現在已經可以熟練移植曾經用個體人物講述香港變遷的方式，來講述內地的變遷。21世紀初，陳可辛剛來內地拍片那會兒，不是這樣的。
90年代后期，香港電影市場迅速下滑，而伴隨著院線市場化改革，內地電影市場在迅猛增長。2002年，張藝謀執導的《英雄》收獲2.5億票房。“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來內地可以是這么大一個市場。”陳可辛回憶。
2003年，一紙《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的簽署催生了香港和內地的合拍片，陳可辛、周星馳、王晶、杜琪峰等香港導演紛紛北上。只不過，彼時內地最賣座的電影，是陳可辛并不擅長的武俠片和賀歲喜劇片。
初到內地，陳可辛沒有選擇去拍武俠和喜劇，而是在熟悉的愛情片中，加入歌舞元素，試圖以此打開市場。他曾在提到《如果愛》時說，“說到愛情片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買碟回家看，于是，我想通過華麗的歌舞場面把觀眾請到戲院中”。這種策略沒能成功，《如果愛》上映時，遭遇陳凱歌的《無極》，最終票房只有3000萬元。
首次試水失敗后，陳可辛拍攝了他此前從未拍攝過的動作片《投名狀》和武俠片《武俠》，結果依然不如人意，“雖然我還是能把握自己想講的東西，用古裝的形式去接我自己的地氣，但這是很吃力的。”陳可辛說。
韓三平記得，陳可辛除了愛談電影，還很愛談內地電影市場、觀眾需求。有次陳可辛對他說“把香港電影拿到內地，讓內地觀眾喜歡香港電影，這理念不對。要把香港的電影工業、商業發行技術，與中國內地的文化感覺相結合”。
適合陳可辛的時代來臨了。他回到了在香港擅長的創作方式，用個體故事作為切口，去講述中國近些年時代、社會的變遷。“不是我沒經歷過，我就拍不好。我在哪里拍電影，都需要抓感覺，無論是今天拍《奪冠》，還是哪天拍阿波羅登月，我都需要做海量的功課。且電影是一個群體的東西，導演其實是給一個判斷跟方向，你的團隊會給你提供很多的選擇。”陳可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體育電影的空白與重建
陳可辛要求，重建盡可能還原當年的樣貌。而當時，恰逢漳州訓練館拆遷，要拆掉原址改做博物館。于是，創作團隊用卡車，將拆遷后廢棄的竹地板從漳州拉到順義，用在重建的場館中。這些地板，就是當年郎平訓練時的地板。陳可辛前期采訪80年代女排隊員時得知，這些竹地板邊緣有毛刺，女排有時訓練完，整個腳都是刺，血肉模糊。
郎平的女兒白浪小時候，曾和母親去過漳州訓練基地。今年，她走進重建的基地那一刻，有一種穿越的感覺。拍1981年“中日大戰”那場戲時，她有時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回到了1981年，自己就是郎平，在參加那場比賽。
經過這次拍戲，白浪更理解了母親，“我媽就像一個大冰山，你在上面只看到一點點，但是在水底下（的部分）非常大。拍完這個電影，我更理解我媽媽的動力是從哪里來。”白浪說。
像陳可辛這樣下功夫還原歷史場景的體育電影，在中國是罕見的。一直以來，尤其是近年，鮮有導演愿意拍攝體育電影。人們提到體育電影，除了謝晉的《女籃五號》和張暖忻的《沙鷗》這樣的早期作品，再也想不到其他。
實際上，中國的體育電影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民國時期，就誕生了第一部體育電影《體育皇后》，主題是民族主義情緒濃厚的“體育救國”。這與彼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影片拍攝前，剛發生“九一八事變”。
1949年到1966年期間，體育電影和彼時眾多文學藝術作品一樣，有濃重的意識形態教化意味。故事模式主要有兩類，一類代表如謝晉《女籃五號》，使用對比的手法，表達舊社會的糟糕和新中國的美好。影片中，主人公在解放前因不接受老板“打假球”的要求，被黑社會暴打。解放后，主人公成為上海女子籃球隊的指導，講原則也能施展抱負。另一類代表如《冰上姐妹》《兩個小足球隊》等作品，故事模式是集體對個人的改造。比如在《兩個小足球隊》中，主人公王力個人主義突出。一次比賽中，他因不團結同學，頻頻失誤，被集體拋棄。最終，他在班主任和家人的勸導下，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回歸集體。
陳可辛在籌備《奪冠》的時候，也發現并沒有太多的中國體育電影可供自己參考。“看了一下《沙鷗》，是看那個80年代的狀態。除此之外真的沒看過中國體育電影。”陳可辛說。
1979年，出現了“文革”結束之后第一部體育電影《乳燕飛》，故事以體操運動員王維儉為原型，講述一位運動員克服重重挑戰為國爭光的故事。從此，體育電影最常見的主題，又回到了它在中國誕生之初的“強國敘事”，尤其是在80年代初，中國女排項目等體育項目屢屢取得成績之后，圍繞體育的電影、新聞、文學的精神內核，在80年代皆大致如此。
此外，在“文革”剛結束的幾年，亦有體育電影在“強國敘事”的同時，延續了彼時的傷痕、反思主題。其中代表是《排球之花》和《劍魂》，講述了老一輩體育人，在“文革”時期遭遇壓制、傷害，撥亂反正之后，老一輩體育人又積極復出的故事。
90年代之后，體育電影的主流依然與“強國敘事”緊密相關，但支流越來越多元化，一些諸如《黑眼睛》《我的九月》等作品充滿人文關懷。影片《我的九月》，講述了一個內向、自卑的小學生安建軍，在體育老師的包容和鼓勵中找到了歸屬感和自信心。
個人情感大于一切
陳可辛明白，《奪冠》如果要吸引人，除了此前考量的選角、真實等因素之外，還原真正的競技場面也是重中之重，但這很難。他解決競技場面難題的方式，是讓真實回歸真實，比如，在拍攝中國女排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鏡頭時，他就讓中國女排國家隊的現役運動員直接出演。
《中國合伙人》上映時，恰逢“中國夢”的概念提出。與此同時，移動互聯網創業浪潮正在醞釀，北京的咖啡館里到處都在討論創業、融資。
他個人看重的，是能否在電影中融入自己的表達。拍《中國合伙人》的時候，“中國夢”還沒有被提出，創業潮也尚未開始，在那之前，他只是一直想拍一部中國版的《公民凱恩》，找了很多題材，發現野蠻生長中的一代企業家，有眾多“貪腐”“政商交易”的故事，有意思，卻無法擺到臺面上。互聯網創業精英的故事中，又充斥著并購等觀眾看不懂的內容，直到韓三平給他提供了一個英語學習創業的故事，他終于覺得可以拍攝。
對于即將上映的《奪冠》，他坦率地承認這是官方歡迎，而民間也能從中找到情緒共鳴的那種電影。但他更愿意聊的，還是他對80年代的著迷，以及16歲時自己在曼谷體育場邊見到中國女排上場的那一幕。他仍然愿意，也有能力把一切宏大敘事幻化成個體情感的經驗體悟。
2018年夏天，女排世錦賽在香港站的比賽，陳可辛又一次出現在賽場的觀眾席里，不時鼓掌、叫好，身邊坐著他妻子吳君如和父親陳銅民。這天，郎平也在現場，只不過不再是那個扣球兇狠的隊員，而是一名教練。此刻，距離陳可辛第一次在曼谷見證中國女排出場，已經過去了41年。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